在清朝佛教是如何发展的(晚清佛学怎么就复兴起来了)

  01 存在感比较低的清代佛教史
佛教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，经过魏晋南北朝、隋唐这两个时期的繁盛，到宋代后，由于张载、朱熹等儒学家提升了儒学的内在说服力，变成了官方哲学。相反，佛学在很长时期，尤其是在清朝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处在边缘的地位。
  然而有趣的是，鸦片战争后，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传统读书人“开眼看世界”。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也传进了中国。到了19世纪末，一直处于式微地位的佛学，怎么就突然有了一个短暂复兴呢？到19世纪中叶，佛学都是不愠不火，虽然清王朝也崇信喇嘛，对佛教表示过相当的尊重，但大概率是一种政治统治术。
  神道设教，缘饰大清统治门面罢了。所以学者在写佛教史的时候，往往对于清朝部分就一笔带过。大家只要看看梁启超写的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明》清朝以前写的都很厚实，但到清朝这儿就非常粗略（要说梁启超最熟悉不过清朝，写清朝学术史提笔就是洋洋洒洒数万字）。
  由此可见，佛学讲真在清代没什么说的。但就在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在思想开放的读书人中兴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佛学研究热，这里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谭嗣同）、梁启超和章太炎等维新读书人。问题来了，我佛怎么给火起来了？
02 佛学是“西方学问”
这些有新思想的读书人在用中国传统经学解释西学后，选择了佛学作为认识的中介，有一层不大不小的地理原因。
  佛教是一个从“西方”过来的舶来品，而现在的西洋知识同样是“西方”传来的。天竺的佛经比起儒学的知识似乎在地理上还是比较贴近的。很多读书人熟悉本土的“天圆地方”、“天朝观念”，却不明白西方的那一套宇宙观，那么倒不如借着已经传进来数百年，自己熟知的佛学知识来理解抽象的西洋新知。
  比如：佛经中的唯识学是不是很像西洋的心理学知识？佛经里面的“人身八万虫”（看事情不要只看表面）是不是像西洋的显微镜知识？《华严经》当中的“或作江河形”岂不是像西洋的大气学知识？总之，不管这些佛学含义和真实的科学有没有差距，差距多大。只要需要，在这些读书人眼里，佛经里的很多文字都可以变成和西洋知识相当的科学知识。
  在19世纪末，接受从西方传来知识的读书人，都面对一个知识难题，即我们怎么理解和认识这些西洋的知识？大家都浸淫在传统价值体系数千年，很明显这些关于“地球围着太阳转”、“宇宙浩瀚无垠”的知识，传统思维没办法理解，于是就需要借助其他的资源作为一个中介。
  大家在请完“诸子百家”之后（也就是用“西学中源”论来为自己接受西方知识提供一种合理性），突然发现佛学的一些讲理方式和西学有那么点贴近，于是佛学就被给挖掘起来了。这有几个有趣的例子。1884年，康有为在阅读佛典的时候突然联想到显微镜和广电速度。
  无独有偶，1889年，宋恕在阅读完《华严经》和《宝积经》后，觉着“风轮持地轮”、“人身八万虫”和西方科学发现的地球、细菌知识非常相同，为此自己还偷偷乐了好久，觉着自己终于把佛经的真理给发掘出来了。谭词同更是明明确确地表示西洋的科学道理“佛书皆已言之。
  ”当这种新发现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播以后，佛学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另眼相待。这样，佛学就在这种对知识的朦胧状态下慢慢复兴。这就是葛兆光先生讲的各位知识人“打算用佛学的一套说法来‘格’西洋科学之‘义’。”03 “我借佛学解西学”的文化意义更大
把佛学当做认识西学的一种知识资源，反映了一部分读书人趋新、求取新知的风气。
  虽然很多时候了解的不那么真切，更多地是呈现一种雾里看花的求取知识样态，但这是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需要的一环。从这里到20世纪上半叶传译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主义，也都经历过大大小小“格”的过程。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过程。现代的宇宙观不正是在这种“格”的过程中深入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心中吗？写到这，突然觉得五月天五月天《温柔》里的一句歌词特别适合形容这种不同文化刚接触的情景：
“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
为什么我的心
明明是想靠近
却孤单到黎明”参考文献：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（第二卷）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。
  成庆：《革命的先声——晚清的佛学与政治》，《读书》，2014年第12期。